沈牧之把法律意见书交到检察院的时候，接待大厅里人不多。他走到窗口，把文件袋递进去，工作人员翻了翻，给了他一张回执。他看了一眼回执上的日期，装进口袋里，没有去看法官，没有去会见当事人。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承办李强案的检察官姓王，叫王建国（不是之前那个侦查人员，是另一个王建国），三十多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很慢，每一个词都像是在称重量。
「沈律师，你的意见我看了。」
「嗯。」
「李强认罪认罚？」
「认。从侦查阶段就认了。」
「退赃退赔了？」
「退了。手机已经还给被害人了。另外还赔了五百块钱，算是补偿。」
「被害人谅解了吗？」
「谅解了。写了谅解书。」
「工厂那边呢？」
「愿意继续用他。书面承诺。」
王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沈律师，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你知道的。」沈牧之看着他鼻梁上那副银框眼镜在日光灯下反着白光。「知道。我也知道这个案子的特殊性。」
王建国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涉案金额刚过立案标准。初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有固定工作。家庭唯一经济来源。」他把笔记本上记的内容一条一条念出来，念完了一顿。「可以考虑不起诉。」
沈牧之点了点头。不是胜利，不是欢呼，只是一个检察官说「可以考虑」。这四个字后面站着李强的母亲——那双破了洞的布鞋，那袋凉掉的馒头，那手心攥了一夜的号码。还站着一个瘫在床上等儿子回家的父亲。沈牧之把这些都咽了回去，没有说。不需要说。
「需要他做什么？」
「写一份悔过书。要手写的，不能列印。」
「好。」
「然后等通知。」
沈牧之站起来，伸出手。王建国握了握。沈牧之的手是凉的，王建国的手也是凉的。两个人都是凉的。他走出检察院，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阳光很刺眼，他把手搭在额头上，眯着眼睛看了看远处。天很蓝，云很白，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拿出手机，拨了李强母亲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好像她就等着这一声。
「沈律师？」
「检察院说可以考虑不起诉。李强需要写一份悔过书。」
「不起诉是什么意思？他不用坐牢了？」
「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他就不用坐牢。也没有案底。」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一个声音，不是哭，是那种把所有的气都从肺里挤出来才发出的声响。沈牧之没有挂电话，等着。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那个声音终于变成了一句话。「谢谢您。谢谢您。等着，我让他写，今天写，写完就送过去。」
沈牧之挂了电话，把烟抽完，按灭，扔进垃圾桶。他上了车，没有回事务所，没有去法学院。他去了李强所在的看守所。再次会见。
李强比他第一次见的时候更瘦了。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借来的。他的眼睛还是很暗，但看到沈牧之的时候，亮了一下。不是因为沈牧之带来了好消息，是因为有人来看他了。
「沈律师。」
「坐。」
沈牧之坐下来，把笔记本打开。
「检察院可以考虑不起诉。」
「不起诉是什么意思？」
「就是案子在检察院阶段就结束了。你不会被起诉到法院，不会判刑，没有案底。」
李强的眼睛亮了。那种亮不是手电筒的光，是蜡烛被点燃的光，很微弱，但确实是光。
「真的？」
「真的。但你需要写一份悔过书。要手写的，写清楚你做了什么，为什么错，以后怎么做。」
「我写。现在写？」
「不急。回去好好写。写好交给我。」
李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那是一双干活的手，不是偷东西的手。
「沈律师，我能回家吗？」
「能。等检察院的决定。」
李强没有再问。沈牧之站起来，合上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