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8日，傍晚五时四十分
暮色四合。
李树琼将车驶离西单的巷口，亚北咖啡馆墨绿色的遮阳棚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槐花仍在飘落，有几瓣沾在挡风玻璃上，被雨刮器轻轻扫落。
他本该回菊儿胡同。白清莲还在家里等他——不是等他吃饭，是等他那个疲惫的丶沉默的丶不知该如何面对她的身影。自从那夜她说出「你可以不用在我面前也演得那么累」之后，两人之间那道冰封的墙就出现了细密的裂纹。他不知该如何修补，甚至不知该不该修补。
他把着方向盘，在暮春的晚风里开得很慢。脑子里还转着沈墨方才说的那些话——不是那些关于「共党」的坦白，而是最后那句「太乾净了」。
太乾净的人，在沈墨的经验里，都是鬼。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钉在了沈墨的显微镜下。从今往后的每一步，都必须更加谨慎，也更加孤独。
正想着，车子驶入一条僻静的巷子。两侧是高耸的青砖院墙，墙内伸出老槐树茂密的枝叶，将天光筛成细碎的金。这里行人稀少，只有远处传来模糊的自行车铃声。
就在此时——
他的脊背猛然绷紧。
后座，有呼吸声。
极轻，极克制，像潜伏的猫科动物收敛着爪牙。但那确实是呼吸，在他耳膜深处激起细微的丶近乎本能警报的震颤。
李树琼没有回头。他的双手仍稳稳把着方向盘，车速不变，眼神仍直视前方。只有指尖微微收紧了半寸。
后座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带着些许沙哑，像是长久没有开口说话的人，努力让声带恢复正常振动：
「别停车。」
那声音像一道闪电，劈开他四年冰封的记忆。
李树琼的心脏在一瞬间停跳，又在一瞬间狂跳。血液从四肢百骸涌向胸腔，猛烈到让他几乎握不稳方向盘。他死死咬着牙关，将车速保持平稳，将呼吸压得绵长。
前方便是巷口。他向右打方向盘，驶入另一条更僻静的街。
后视镜里，他看见了——
一张消瘦的脸。颧骨比记忆里分明了些，眼窝微微凹陷，眼底有淡青色的疲惫。曾经垂肩的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齐耳根剪断的丶参差不齐的男式短发，像是用剪刀对着一面模糊的镜子自己修理的。
但那双眼睛没变。
沉静，锐利，像淬过火的刀锋。
白清萍。
他曾在无数个深夜梦见她。在松江地下室的档案架间，在北平深夜无人的街头，在警备司令部冰冷的审讯室里，在菊儿胡同那间总是亮着灯的卧室门外。梦里的她有时笑着，有时沉默，有时只是远远站着，像隔着一整条永无法渡过的河。
但此刻，她就在他身后。
隔着三英尺的车厢，隔着四年的离散丶背叛丶谎言与永不能言说的思念。
李树琼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握紧方向盘，指节泛白。
「往西开。」白清萍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平安里那边有条废弃的教堂，后巷可以停车。」
李树琼没有问为什么。他甚至无法开口。他只能将车拐向通往平安里的路，穿过暮色渐浓的街巷，穿过槐花如雪的初夏。
后视镜里，白清萍没有看他。她的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上，警惕，审慎，像一个习惯了藏匿与观察的猎人。她瘦了很多，原本合身的深灰色学生装此刻显得空荡。她的手搭在身侧的布包上，指尖微微用力——那是握惯了枪的手势。
李树琼忽然想起，四年多前，延安城外的土坡上，她也是这样坐在他身后，两条辫子垂在肩侧，笑着说「今天我要赢你」。
那时他们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很快就能光明正大地并肩而立。
他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更久。天色已完全暗下来，街灯次第亮起，在车窗上投下流丽的光影。他将车拐进一条荒僻的窄巷，尽头是一座半坍塌的青砖教堂，门楣上的十字架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道斜长的凹痕。
后巷无人。野草从石板缝里疯长，淹没至膝。李树琼将车停在教堂侧墙的阴影里，熄了火。
引擎声消失的刹那，寂静如山压下。
他终于回过头。
白清萍也正看着他。车厢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街灯漏进来的一点昏黄。她的脸半明半暗，那些风霜与疲惫在阴影里愈发清晰，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李树琼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在喉间冲撞，像溃堤的洪水寻找出口。他想问她这四个月去了哪里，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冷不冷，有没有人欺负她，有没有受伤，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