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8日，下午四时
李树琼走出警备司令部大楼时，一眼就看见了停在台阶下方的那辆黑色轿车。
车牌他认识——北平行辕保密局专用序列。车身洗得很乾净，在五月的阳光下泛着内敛的光泽。
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沈墨的秘书，那个年轻丶沉默丶存在感极低的年轻人。他快步走上台阶，在李树琼面前站定，微微欠身：
「李处长，沈特派员请您喝杯咖啡。」
不是「有时间吗」，不是「是否方便」，而是「请您」。礼貌，但不容拒绝。
李树琼看了一眼手表，四点零五分。情报处今天没有紧急事项，程荣在值班，欧阳中去了行辕开会。他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何况——推脱本身就会成为新的疑点。
「哪里？」他问。
「西单亚北咖啡馆，沈特派员已经先到了。」
亚北。北平老派知识分子和洋行买办爱去的地方，不是保密局惯常的活动据点。选择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姿态：非正式，私下，不设防。
李树琼点点头，上了自己的车，跟在沈墨的轿车后面。
两辆车穿过暮春的北平街道，在槐树刚刚结出串串青荚的树荫下驶向西单。车窗半开，风带着尘土和槐花的混合气息涌进来，让李树琼想起很多年前的北平——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从南方来，对这座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新奇。那时他还不叫李树琼。
那是太久远的事了。
亚北咖啡馆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墨绿色的遮阳棚向外伸出，在午后投下一片清凉的阴影。推开玻璃门，里面是深色木质护墙板丶大理石面的小圆桌丶穿着白围裙的侍者。空气中飘着咖啡豆烘焙后的焦香，还有留声机里低低播放的爵士乐。
角落里，沈墨独自占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整。咖啡杯放在右手边，手边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像是纯粹来消磨时光的普通客人。
李树琼走过去。沈墨抬眼，微微点头，示意他坐下。
「蓝山。」沈墨对侍者说，「这位先生也一样。」
侍者应声离去。李树琼将军帽放在桌边，打量着这个空间。下午四点多，客人寥寥，只有远处另一桌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低声交谈。留声机里的爵士乐换了曲子，是《夜上海》的调子。
「这地方，」沈墨开口，目光落在窗外，「民国二十三年开业，老板娘是白俄人，嫁了个中国商人。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人强征为军官俱乐部，光复后才重新开业。」
他收回视线，看向李树琼：「我每次来北平，都会来这里坐坐。从民国二十五年第一次来，到现在十一年了。老板娘换过，咖啡豆的供应商也换过，但这椅子丶这桌子丶这窗外的街景……还是老样子。」
李树琼没有接话。他知道沈墨不是在闲聊。
咖啡端上来，白瓷杯里是深褐色的液体，表面浮着一层细腻的油脂。李树琼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酸度明亮，回甘乾净，确实是上好的蓝山。
「好咖啡。」他说。
沈墨点点头：「是。所以常来。」
他放下杯子，靠进椅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槐花细密如雪，在风中轻轻飘落，沾在行人的衣襟上。
「树琼，」沈墨忽然换了称呼，不再是公事公办的「李处长」，而是像多年前那样，直呼其名，「你知道我是哪一年入的党吗？」
李树琼握着咖啡杯的手微微一顿。
党。这个字在1947年的保密局特派员口中，含义暧昧。可以是国民党，也可以是另一个党。而沈墨的语气，分明指向后者。
「民国十三年。」沈墨自己回答了，声音平静，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黄埔军校，政治部。介绍人是周主任。」
李树琼抬起眼，看着沈墨。沈墨的目光依旧落在窗外槐树上，没有看他。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刚从湖南老家跑到广州。家里是湘潭的大地主，三千亩良田，两个当铺，一条街的铺面。父亲送我去念书，是想让我回去接管家业。」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像是笑，又不像，「可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觉得家里的产业都是剥削来的，恨不得全部充公。」
他顿了顿，终于将视线从窗外收回，落在李树琼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