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
赵小海来到杨市长办公室，“领导，来向您汇报一下这段时期的工作。”
杨市长笑着让赵小海坐下。
“小赵，你这一趟过去，又干了一件大事啊，你不知道，你联系的这批化肥，可是让地市领导又都吵疯了。”
省会议室，
领导们正在开会，研究讨论经济工作，上一个议题结束，说下一件事。
“接下来，咱们讨论一下化肥的问题，外贸公司以货易货兑换到的那批化肥，已经上了火车，最多三四天时间就能抵达江城，咱们说说这批化肥应该怎么分配。”
5000吨化肥多吗？
说起来真不少，
可放在一省，
真的不够分。
完全是僧多粥少。
一位领导笑着道：“这几天，我接到好几个地区干部给我打电话，他们早就知道了这批化肥的消息，和我说什么今年春种分给他们的化肥就少了，这次一定多分给他们一些。”
另一位领导道：“我也接了不少电话，有人央求，有人诉苦，说实话，咱们的化肥缺口太大了，以去年的分配量，每家每户只能分十斤，农户们小心翼翼的用，如果按照正常标准，一亩地用十几斤化肥才行，可现在，只能摊开用，就这样最多也只够三四亩地。”
“我那边也接到好几个电话，国家外汇就那么多，想要买的东西太多，进口化肥的资金是有限的，这次以物易物，我觉得就非常好，用咱们生产的商品换回需要的东西，还能为国家节省大批外汇，外贸公司的做法值得肯定。”
领导们说话都很讲求艺术，简单几句话，就表明自己这边想要化肥的意愿，告诉众人不能绕过自己那边。
其实弄到化肥这件事一传出来，那些地市领导就全都盯上了这批化肥，纷纷给领导打电话，希望要到一批。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你不要，没人会想着你，自然就会把份额分给哭的大声的人，找领导哭穷也是干部的必修课之一。
最后几位领导在会议上，根据地区大小不同进行了划分，这批化肥还在路上，就已经被瓜分的干干净净。
可这还没完。
全省总共十几个地区，
5000吨，分下去每个地区只有四百多吨。
每个地区又有那么多县，每个县最多分到几十吨，谁都想多要一点，肯定又是一番争夺，只不过这次换成县领导找市领导哭着要奶吃了。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领导们围坐在椭圆形会议桌旁，赵小海坐在一侧，神色专注却又隐隐透露出一丝不安。
会议主持的领导率先发言：“赵小海同志啊，咱们今天聚在一起，主要讨论一下当前化肥供应的问题。
你这次搞来的 5000吨化肥，确实解了一部分燃眉之急，但现在春天正是追肥的关键时候，经过各方面统计和评估，这 5000吨远远不够分啊。”
其他领导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接着说道：“是啊，春耕追肥对农作物产量影响重大，农民们都眼巴巴地盼着化肥呢。
小海，你在香港那边人脉广、办法多，能不能再想办法搞一批化肥过来，越多越好啊。”
赵小海刚想开口解释其中的困难，却被另一位领导打断。
“赵小海同志，你要是能再搞来一批化肥，这可是大功一件啊。组织上也不会亏待你，决定给你升一级职位，担任外贸公司的销售部主任，享受处级干部待遇。这可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认可啊。”
赵小海听着这些话，心里却凉了半截。
他瞬间意识到，这看似是奖励，实则是“请君入瓮”。
一旦接受这个职位，成为所谓的“组织人”，那合资的食品厂必然要按照组织的意图，和市食品厂结合起来。
在八十年代，能端上铁饭碗，享受处级干部待遇，在很多人眼中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省领导们觉得自己给出这样的安排，既解决了化肥难题，又给了赵小海足够的回报，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自由自在习惯了的赵小海却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
他知道，一旦陷入体制的框架，很多事情将身不由己，自己精心规划的商业布局也将彻底改变。
这就是政治，充满了妥协与权衡，但他不愿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尽管内心波涛汹涌，赵小海还是满脸堆笑，满口答应道：“各位领导放心，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想办法在香港再搞一批化肥回来。”
领导们听了，纷纷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就说嘛，20多岁当上事业单位的处级干部，搁谁身上谁不迷糊。
但赵小海心里已经决定，要把工厂建到深圳。
充满活力与机遇的特区，相对更为开放和自由，或许能让他避开眼前这复杂的政治漩涡。
会议结束后，赵小海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
重新建设根据地是一件大事，但是为了安全和发展，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