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总不能一无所获。
他给自己划定了底线。
至少，要拿走柜子里三分之一的美金，三分之一的金条，以及三分之一的法币。
这笔钱，已经足够他在这个时代，过上体面的生活。
而且，风险相对可控。
他迅速行动起来。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皮箱。
他开始将那些美金、金条和法币，往皮箱里装。
他没有仔细清点，只是凭借感觉，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量。
皮箱很快就被装满了。
沉甸甸的。
他将皮箱放在一旁。
他将那个装着电台、发电机、枪支和密码本的柜子，重新关上，锁好。
他将另外两个钱柜，也重新关上，锁好。
他将移开的石板，重新推回原位。
他用手电光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提起那个装满财物的皮箱。
现在，他面临一个难题。
这箱财物，该如何安置？
他不可能就这样提着它，去向上级汇报。
那样风险太大。
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寄放它。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即将要打电话通知的，是那个山城特别行动组。
通知他们的地点，是那个警所。
那个警所，是他能想到的，最不可能被日本人发现的地方。
也是他能找到的，最能让他顺理成章地，将箱子“遗落”的地方。
虽然这个决定有些冒险。
将赃物寄放在警察局。
但他别无选择。
他决定，冒险一试。
做出决定后，他迅速拿出一块面巾，蒙住了自己的脸。
他从怀里掏出剩下的迷药。
为了防止刘义光或者他的同伙在他离开后醒过来逃脱或者销毁证据，他将剩余的迷药，通过门缝灌进了房间里。
他确保剂量足够，让房间里的人，至少在几个小时内，都醒不过来。
做完这一切，他提着沉甸甸的皮箱，打开隐藏空间的洞口，钻了出去。
他回到房间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自己留下的痕迹。
他走到房门前，用从屋里找到的锁，将房门锁上。
他收好钥匙，提着皮箱，向巷口走去。
走出狭窄的巷子，来到街上。
夜风带着一丝凉意。
他提着箱子，在巷口的阴影处停下。
他抬头看向街对面。
路灯下，一辆汽车停在那里。
汽车旁边，站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那个司机。
他正和几名穿着警服的警察，谈笑风生。
旁边，那辆载着五名宪兵的汽车，也停在那里。
陆阳的眉峰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那个司机，怎么会在这里？
他为什么和警察在一起？
他没有冒然上前。
他等待着。
他看到，警察和司机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警察们离开了。
载着宪兵的汽车，也驶离了。
只剩下那个司机，站在路灯下。
陆阳从阴影中走出，提着皮箱，向街对面走去。
那个司机看到了他。
司莫尼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她的身体被安置在柔软的病床上，鼻腔里再次充满消毒水的味道。经过全面检查，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和严重营养不良。她没有体力也没有心情去抗拒，任由护士将针头扎入血管，冰冷的液体缓缓流入身体。她被动地接受输液和药物治疗，意识昏沉。
一段时间后，她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她发现自己不再封闭，对外界事物重新产生了兴趣。她的目光开始捕捉到病房外走廊的灯光，听见护士交谈的声音。她能逐渐集中注意力，从阅读简短的医疗报道开始，到重新拿起书籍。尽管夜间睡眠仍有障碍，常常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但已不再是纯粹的折磨，而是偶尔能进入浅眠。那些常人理所当然拥有的感知能力——风拂过脸颊的柔和、清晨鸟儿的悦耳鸣叫、他人说话时嘴唇的意义——都一点点回到了她身上。麻木感如同药力消散，她一步步找回了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她的呼吸变得更深，身体也开始感受到食物的滋味。她仍然郁郁寡欢，无法真正快乐起来，内心深处盘桓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但一度笼罩她的死亡阴影似乎正在消退。她意识到生命并不容易放弃，曾将她击倒的深重哀伤也只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病理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欣慰，反而感到一丝嘲讽。她的嘴角向下牵动，露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出院后，司莫尼被邦德接到了一处设施齐全、装修豪华的公寓。公寓位于市中心的高层，透过落地窗能俯瞰大半个城市。尽管她知道这是李锁柱一手安排的，但她并没有提出异议，顺从地住了进去。公寓里的衣橱按她的尺码备好了新衣，从休闲服到正装，款式多样，颜色素雅。书架上也摆满了书，大部分是她过去喜欢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显示出安排者的细心和对她过往喜好的了解。然而，司莫尼的状态依旧消极，她只是在这些现成的生活框架中游荡，实在没有精力去处理生活琐事，包括自己找房子——她甚至没有心力应付日常。她断绝了与所有旧同事、朋友的联系，手机大部分时间处于关机状态，屏幕一片漆黑，也不再使用网络和邮箱，仿佛要将自己从数字世界中抹去。只与远在Z市的父亲保持最低限度的电话沟通，每一次通话都简短而客套，像完成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