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会计师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拉链上挂着把小铜锁。
“炜老板，打扰了。”他约莫四十来岁，金丝眼镜，白衬衫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郑总派我们来做个例行审计，配合一下？”
我把算盘往柜台上一推，算盘珠子”哗啦”一声响。“配合，当然配合。做生意讲究的就是透明。”
店里只有小马在。我冲他使了个眼色：“去，给几位同志倒茶。龙井，我柜子里那罐。”
马会计师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拿账本，一个拿计算器。九十年代的海鸥牌计算器，按键大得跟麻将似的，按一下”嘀”一声。
“这是我们从开业到现在的全部账目。”我从柜台底下抱出一个纸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本手工账册，“每个月的进货、销售、支出，一笔不落。”
马会计师掀开第一本，手指在纸面上划过。那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一丝不苟，跟女人似的。
“五月开业，当月营收三百二十块？”他头也不抬。
“是。刚开业，没什么客源。”
“六月，八百四十块。”
“天气热了，丝袜走得好。”
他翻页的声音很响，纸页”哗哗”地转。七月、八月、九月，一页一页，数字整整齐齐，蓝黑墨水的钢笔字，全是李老头的笔迹。
“你的电子表，”马会计师突然停在一页上，“进货价八块五，零售价九块五？”
“对。”
“一块钱的利润？”他抬起眼，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很静，“薄利多销到这个程度，不多见。”
我掏出大前门，递过去一根。他摆摆手，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个不锈钢烟盒，里面整整齐齐排着十根过滤嘴香烟。他自己没抽，把烟盒摆在桌上，像摆一把牌。
“薄利多销，走量。”我说，“电子表这东西，满大街都是，卖贵了没人要。”
“但你的丝袜，”他手指移到另一页，“进货价两块八，零售价六块。利润翻了一番还多。”
“渠道不同。”我把打火机往桌上一放，金属撞击木板的声响很脆，“电子表是从深圳拿的，层层转手。丝袜嘛……有自己的路子。”
马会计师没说话，手指在”丝袜”那一行上停了很久。账本上，“丝袜”两个字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李老头写得工工整整，墨水颜色深浅不一——那是分好几次记的。
“这行字，”他忽然说，“墨水和前面不一样。”
我心里一跳，但脸上没动。“李老头记账，有时候钢笔没水了，换一支接着写。”
他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透过金丝镜片，像是在看一张透视图。
两个小时的审计，马会计师把十二本账册翻了个遍。每一笔大额支出都要看原始单据，每一批进货都要核对数量和金额。小马端来的茶凉了，他没碰一口。
“炜老板，”最后他把账册合上，公文包”咔哒”一声扣好，“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报告会在三天内提交给郑总。”
“辛苦。”我送他们到门口，“代我向郑总问好。”
马会计师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对了，你的存货呢？”
“在库房。纺织厂那边，有个小仓库。”
“明天我们去看。”
“随时欢迎。”
他们走了。小马凑过来：“哥，没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我把那罐龙井塞回柜子，“账是真的，每一笔都是真的。”
小马挠挠头，没听懂。我没解释。
**
三天后，省城。
郑东海的办公室里，传真机”吱吱”地响，吐出一长条热敏纸。马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密密麻麻打印在上面，还带着机器的余温。
郑东海没看，把报告推给陈婉清。
“你说说。”
陈婉清拿起来，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她的眼睛很快，像在阅读一份菜单而不是财务报告。
“经营状况正常，利润普通”她念出结论，“月净利润在三百到五百之间。四家店，这个数……说得过去。”
“你觉得呢？”
她把报告放下，手指在纸边上轻轻敲了两下。
“报告是真的。”她说。
郑东海正在盘核桃，两颗核桃在他掌心”咯吱”转了一圈。“什么意思？”
“电子表的利润只有一块，这没问题，市场行情就是这样。但丝袜的利润——账上写的是翻倍，实际可能更高。”
“你查过他的进货渠道？”
“温州。”陈婉清说，“我接触过那个叫阿黄的人。温州的丝袜出厂价，比我们想象的低。”
“低多少？”
“可能低三成。”
核桃停住了。郑东海的手悬在半空，像按了暂停键。
“真实利润可能是报告上的三倍。”陈婉清说。
郑东海把核桃放回桌上。木头桌面很厚，核桃落上去的声音很闷。
“他藏利润，”郑东海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陈婉清听，“藏利润说明他不信任我。不信任我，说明他想自己单干。”
陈婉清没接话。
“婉清，”郑东海忽然看向她，“你怎么看这个人？”
“聪明人。”她说，“比周明远聪明。”
“比你呢？”
陈婉清的睫毛动了一下。窗外是省城的街景，九十年代末的下午，阳光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不知道。”她说，“我还在看。”
郑东海笑了，那笑容没到眼角。“那就继续看。看清楚。”
审计组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关上门，从柜台后面的暗格里取出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是旧饼干盒，印着九十年代的明星头像，掉色掉得只剩半张脸。我掀开盖子，里面是一叠纸——另一套账本。
小马、赵强、李老头、顾明远，四个人围坐在桌前。我把账本摊开，纸页在灯下泛着黄。
“真账。”我说，“李老头记的。”
李老头凑过来看，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指着第一页：“这是九月的数据。账面上写的是净利四百八十块，实际——”
“一千四百六。”我把数字念出来，“电子表利润确实只有一块，但丝袜不是翻倍，是翻了两番还不止。温州的货，成本比账上写的低得多。”
赵强吹了声口哨：“那姓马的没看出来？”
“他看出来了。”我说，“电子表的利润太低，丝袜的利润又太高，这是故意留给他的破绽。”
“故意？”
“一个人去查账，如果什么都查不出来，他会觉得有问题。但我留个小缺口给他，他就会盯着那个缺口看，反而看不见后面的东西。”
顾明远拿起账本，翻了翻，忽然笑了：“你是说，他以为自己看穿了你的把戏，其实只是你让他看穿的？”
“是这个道理。”
小马还是没懂，但他没再问。他只需要知道该做什么，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但有一件事，”我把账本合上，铁盒子的盖子”啪”地扣上，“陈婉清看穿了。”
桌上静了一下。
“她知道真实利润是报告上的三倍。”我说，“但她告诉郑东海的，只是’可能’。”
赵强皱起眉头：“她在帮你隐瞒？”
“她在帮她自己。”我把铁盒子塞回暗格，“郑东海要是知道我有这么多钱，要么逼我入股，要么把我摁死。陈婉清不想看到这两种结果——至少现在不想。”
李老头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这个女人，信得过吗？”
“信不过。”我说，“但暂时用得上。”
窗外传来工厂的汽笛声，晚上九点，纺织厂下夜班了。我数着汽笛的尾音，一声、两声，消失在江边的风里。
陈婉清在帮我。这意味着她也在算计郑东海。一个双面间谍，两边都在演。问题是——她到底站哪边？
我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张纸条。马会计师临走时塞给我的，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有事联系。”他当时这么说，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好，塞进了钱包最里层。
这场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郑东海在明处，陈婉清在暗处，马会计师……我不知道他在哪一层。
但没关系。手里有真账，心里就有底。真账上那一千四百六的月净利，是我藏着的手牌。什么时候打出去，看的是时机。
我把灯拉灭，店里陷入黑暗。只有街灯从窗户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个方框。
方框里，灰尘在光里浮动，像一场无声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