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把帐本平放在桌上，眼睛看向理察的方向，旁听席上传来微微的交谈声，被法官的话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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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法官说，「对方律师质疑你的证人与芬尼亚组织存在关联，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
理察站起来，他身上的东西让他的动作比平时笨拙了几分，他用手撑在桌案上，开口道：
「法官大人，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关键证据，也在那个牛皮纸袋里。」
法官低下头，伸手探进那只已经被拆开的牛皮纸袋，取出那份档案。
纸的边角泛黄，封面上盖着一枚褪了色的军印。
法官翻开封面，目光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是经英国陆军官方背书的服役记录。」理察的声音提高了些，好让后排的记者和工人都能听见，「记录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服役情况，编号丶番号和服役时间。」
「我的证人入伍时年仅二十一岁，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次年因战伤退役。」理察接着说道，「这份记录由埃德加伯爵亲自过审，现任荣誉少将，巴斯勋章的拥有者。」
旁听席上的人不自觉地发出惊叹，记者们的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划动，后排的工人们彼此对视，眼睛里带着敬意和一丝惭愧，因为芬巴几乎从没提起过这段往事。
芬巴的身体僵住了，他看着法官手里的那份档案，眼睛里微微泛光。
他以为那些记录早就被销毁了，陆军不会留着一个爱尔兰伤兵的档案，而他的名字已经被时间冲进了某条不知名的阴沟里。
但他错了，他的名字丶他曾经扛过的步枪丶在零下的泥浆里爬行丶在炮火中冲锋的那些日子，还有人记得。
法官放下档案，郑重地转过头看向芬巴。
他神态里没有怜悯，而是平等的尊重。
「二等兵，」法官朝他说，「如果你的身体允许，你可以站得更直一些。在这个法庭上，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不必像犯人一样弯着腰。」
芬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的背坐在位子上还能挺直，可站起身就不自觉地弯了下来，苦难让他衰老得太快了。
他用手撑着证人席的围栏，慢慢地把脊背从那道被岁月压弯的弧线上撑起来。
现在法庭上站着的，是一个眼眶红了的士兵。
法官看着他，点点头。
然后他转向格林伍德的律师，开口问：「律师先生，这位士兵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围攻下活了下来。他在俄国人的炮口底下都没有退缩，你觉得他会因为几句煽动的话，就在法庭上说谎？」
律师的手死死地压着那本法律汇编，他没有预料到这一幕。
他做足了功课，翻遍了法律条文，准备了十几套辩护策略，但他没有预料到一个不起眼的爱尔兰劳工，会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
此时格林伍德的脸色更加难堪，像一块发霉了的奶酪。
律师明白，格林伍德自己也一定不知道。
在他的工厂里，爱尔兰人和牲口没有区别，他不会在乎他是从哪条船上漂来的，也不需要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旁听席后排，几个工人压低了声音，发出一阵短促而克制的欢呼，攥着拳头在胸口闷闷地捶了一下，同时，记者的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响。
理察知道机会来了，他必须在法官的注意力还没有从芬巴身上移开之前，最后再添一捧柴。
「法官大人，」他说，「关于芬巴先生的健康状况，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
法官对理察微微点了一下头。
「前阵子，芬巴先生被诊断出肺结核。」理察说，「他去了一家不错的诊所，花了他不知攒了多久的钱。可医生没有仔细检查，甚至没有好好听完他的肺，只是看到他爱尔兰人的面孔和他的咳嗽，就下了判决：肺结核，不治之症。」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骚动。
在那个年代，爱尔兰人几乎和不洁二字画上了等号，他们住在拥挤没有通风的贫民窟，而好诊所的医生只会对有钱人望闻问切，看到咳嗽又脸色苍白的爱尔兰人，就会立即给他打上痨病的标签。
「但那不是肺结核。」理察说。
芬巴转过头，看着理察，眼神里只剩下诧异。
「如果那是肺结核，」理察解释道，「他的家人丶他的工友，那些和他朝夕相处，挤在同一个工位上干活的人，早该被感染了，但他们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