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在高更墙上看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注意到旁边有一个红叉。不是他画的，不是铅笔，是红笔。高更画的。几千个名字里，只有这一个有红叉。秦墨盯着那个红叉，看了很久。高更在告诉他——这个人没跑掉。名字叫陈志远。秦墨在系统里查了，没有叫陈志远的失踪人员，没有叫陈志远的在逃人员，没有叫陈志远的未结案。什么都没有。这个人不存在。但高更画了他，在旁边画了叉。
秦墨去了陈志远的户籍地址。城西的一条老巷子，房子已经拆了，只剩一片空地。他在附近问了十几个人，没有人记得姓陈的人家。他又去了派出所，调了二十年前的户籍底册。陈志远，男，1975年生。2000年注销户口，注销原因是「死亡」。死亡证明是哪家医院开的？没有。谁报的？没有人。注销户口的人叫马建国。秦墨看着那个名字，没有惊讶。马建国。他什么案子都沾过。失踪的丶死亡的丶可能自己走的。他写了几十年。
秦墨去了城西的一条河边。不是钓鱼的那条，是另一条，更窄，水更急。岸边有一双鞋，灰色的运动鞋，鞋带系着，整齐地放在石头上。鞋已经烂了，被风雨吹了二十多年。秦墨蹲下来，看着那双鞋。高更在告诉他——陈志远从这里跳下去的。他把鞋脱了，整整齐齐放在岸边。然后他跳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来找他。马建国写了「死亡」，注销了户口。没有调查，没有打捞，没有通知家属。他死了，死了二十四年。
秦墨站起来，看着河水。水很急，打着漩涡，卷着树叶往下冲。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他没有回档案室，没有去高更的墙。他去了城西的一片墓地，不是正规的公墓，是一片荒地，竖着一些歪歪扭扭的墓碑。有的是木头，有的是石头，有的只剩一个土堆。秦墨在一棵老槐树下找到了陈志远的墓。没有墓碑，只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两个字：志远。字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刻的。旁边放着一束乾花，早就枯了，颜色褪成灰白。
秦墨蹲下来，看着那块石头。谁刻的？谁放的？他查了陈志远的亲属——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一个人。高更画了他，给他画了叉。还有人记得他。不是家人，是画家。
秦墨回到高更的墙，站在陈志远的名字前面。他拿出笔，在红叉旁边画了一个小圈。然后他转过身，走出工厂。
沈牧之在车里等着他。看到他上车，没问。
「今天还看吗？」
「看。」
秦墨发动了车子。高更墙上第四十五个名字。没有红叉，没有记号。只是一个名字。他一个一个地看。
一周后，秦墨在档案室里整理高更墙上的名字。他把笔记本翻开，一页一页地数。已经看了八十三个。八十三个名字，八十三个活人。有的跑了，有的没跑，有的在跑的路上。只有一个死了。陈志远，死在跑的路上。他把鞋脱在岸边，整整齐齐。他跳了。高更记得他。
老周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放在秦墨桌上。
「你最近天天出去。」
「嗯。」
「看什么人？」
「高更墙上的人。几千个。」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看得完吗？」
「看不完。但能看一个是一个。」
老周点了点头，走出办公室。秦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茉莉花茶，很烫。他放下杯子，打开抽屉，拿出那份2000年的案卷。陈志远的死亡注销记录，只有一页纸。马建国签的字。秦墨看了很久，然后把案卷放回去。
他拿起车钥匙，走出办公室。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头。
「又出去？」
「嗯。再看一个。」
秦墨下了楼，上了车。他没有开往城西，而是开往城南。高更墙上第四十四个名字：孙德明。不是之前那个法官，是另一个。地址在城南的一个老小区。秦墨敲了门，没有人应。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开了，一个老人站在门后面，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他穿着一件旧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孙德明？」
「我是。你是谁？」
「姓秦。有人让我来看你。」
「谁？」
「一个画家。他画了你的名字。」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进来吧。」
屋里很整洁，家具都是老式的，擦得很亮。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圆脸，笑起来眼睛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