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多少都给后世埋下了一些雷。
后世更是有一种明实亡于朱元璋的说法。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因为朱元璋时期的很多制度存在漏洞和隐患。
他给后世子孙埋的雷最多,但他又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很自信,担心后世子孙做出改动,还专门搞了个《皇明祖训》。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想改变前面老祖宗留下的制度规矩本身就非常难。
老朱留的《皇明祖训》更是给了百官阻止皇帝更改规矩制度的底气。
所以才会有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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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坦白说,任何朝代开国所制定的规矩制度,都是符合当时局势和情形的。
像唐朝的府兵制度,后面随着天下太平,土地兼并,不也实行不下去了么。
这也就是苏轼之前说的,时过境迁,有些制度已经不适用当下的情况了。
但也并非所有制度都会时过境迁,还是有一些制度一直适用。
齐衡顿了顿,说道:「虽然百官都会阻止皇帝更改祖宗规矩制度,却又不是完全阻止。
不管哪个朝代,都有改过一些规矩制度例子存在。
为何有的规矩能改,而有的明明问题很明显,百官却死活阻止对其进行改动呢?」
「因为利益?」苏轼说道。
「不错!」
齐衡点了点头道:「一些不影响自身利益,改动又对朝廷有好处的规矩制度,百官阻止的并不强烈。
只有那些会影响很多人利益的规矩制度,百官才会坚决反对改动。
他们并不在意对朝廷有没有好处,只会在意对自己有没有影响。」
「那王知州所做,不是正好符合这一点么?」
苏轼疑惑道:「在朝堂诸公眼里,地方乡绅和普通百姓,应该并无区别吧?」
「表面上看是这样。」
齐衡说道:「但这只是在朝堂诸公眼里,地方官员却不会这么看。
地方官员在治理一方时,太过依赖当地的乡绅了。当地方乡绅利益受损,子瞻兄觉得地方官员会怎么办?」
历史上王安石变法,有一句话他印象很深刻。
那就是——民不加赋,而国足用。
意思是他的变法,不需要加赋于民,还能使国库充盈。
但从最基本的逻辑来说,朝廷除了少数官营的产业外,其余的收入都是靠税收。
俗话说的好,羊毛出在羊身上。
增加的这部分收入,肯定要从民间来。
不出在百姓身上,就要出在士绅身上。
王安石的一些制度看着确实很好,苏轼之前说的借钱给百姓,其实就是青苗法。
地主乡绅借给百姓的利钱高,由地方官府以更低的利息借给百姓。
如此朝廷会增加一部分收入,百姓也减少借钱粮的利息。
损害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按说士绅利益虽然受损,但也不算太大。
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就造反什么的。
但地方官员在治理地方时,对当地的士绅依赖太大了。
古代朝廷基本上都讲究皇权不下乡,县往下的乡村,靠的是地方士绅治理。
地方宗族影响力很大,地方官就算收税都要靠他们帮助。
而且一个县的官员就那么几个,需要很多小吏来辅佐治理。
而这些小吏又都出自于当地士绅,肯定会以家族利益为先。
他们团结起来,不说能把官员架空,阳奉阴违让官员什么事都办不成还是可以的。
一个地方父母官,要是所管的辖区税收收不上来,治安还很乱,前途也就到头了。
在朝廷的管理逻辑中,地方官治的不是民,而是当地士绅。
只要当地士绅配合,就能做出政绩,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试问那些官员又怎么可能彻底贯彻朝廷的指令,去得罪那些士绅呢?
「所以想实现这些的基础,地方官员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