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恐怖分子。」
他一个一个地列举，像是在清点超市的存货。
「有时候这三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人，有时候不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故事。」米哈伊尔说，「一个关于『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的故事，一个被讲了太多遍丶太完美丶太流畅的故事。流畅到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后来加上去的。」
「车臣的一个指挥官，三十四岁，背着十九条人命，其中四个是平民。我审了他三天，他给我讲了他的村庄被炮击的故事——讲了七遍，每一遍细节都分毫不差。语气，停顿，眼神偏移的方向，全部一模一样。我像是在反覆听一段录音。」
「到第三天，我问了他一个不在他故事里的问题：『你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他愣了十五秒，然后他哭了。」
「因为那个问题不在他的剧本里。他的剧本里只有『愤怒』『正义』和『复仇』，没有人问过他妈妈做的饭好不好吃，没有人关心那个部分的他。」
米哈伊尔看着我。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和他前三天歇斯底里完全不同的话。他说：『她做的酸奶汤总是太咸，每次都放很多盐，但我从来没舍得告诉她。』」
走廊里，一名书记员推着文件车匆匆经过，橡胶滚轮碾过大理石地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您刚才在会见室里，」米哈伊尔一翻手背，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枚窃听器装置的接收器，「对着马库斯·范德贝赫丶对着霜花和晨星，掷地有声地说了很多话。关于ICC的政治博弈，关于审判的本质，关于魔法少女的职责，关于保护孩子，关于索菲亚的手术费。」
「每一句都无懈可击，每一句都是您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
「但那只是您的故事。」
「您准备了两百年的丶关于『我是谁丶我为什么战斗』的故事。」
「太完美了，太流畅了，合理到——」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更尖锐。
米哈伊尔没有退缩。
「我想说——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我愣住了。
「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他重复了一遍，「那些极端主义者，那些我审讯过的人，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变成那样的，没有人是。」
「他们是一点一点被自己的故事吞噬的。」
「先是有一个创伤，然后是一个解释——『我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是一个使命——『我要做些什么来回应这个伤痛』，然后是一个身份——『我是执行这个使命的人』，然后，使命变成了全部。创伤被埋在下面，越埋越深，深到他们自己都够不着了。」
「他们以为自己在为信仰而活，但实际上，他们在用信仰代替活着。」
「您也一样。」
「您用『魔法少女』代替了活着，用『母亲』代替了活着，用『战士』『指挥官』和『保护者』代替了活着。您披上了那么多层盔甲，扛下了那么多职责，满足了那么多个需要您的人——」
「但在所有这些头衔下面，那个您在和秘书长的电话里提到的丶1811年在维也纳森林里醒来的存在——」
「她还在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动的手。
只是忽然之间，我的手已经攥住了他的西装领子，拉着他大衣的翻领，用力向下一扯。
随即我意识到了什么。
 一米六出头的身高，十七岁的脸，拉伸着手臂仰头揪住一个高出自己将近二十厘米的男人的衣领——这个姿势看起来荒唐透顶。
我大概像一只炸了毛，正努力扑向人面门的猫。
一名路过的法院工作人员停下脚步，看了我们一眼，随后立刻移开视线，低着头快步逃离了现场。
大概以为撞见了什么奇怪的家庭纠纷。
「米哈伊尔。」
我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贴着他才能听见。
「嗯。」他说，甚至没有试图挣脱，就那么平静地看着我，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反应。
「你讯问过极端主义者丶理想主义者丶恐怖分子。」
「是。」
「所以你觉得你懂我？」
「不。」他说，「我不觉得我懂您。」
「那你凭什么——」
「我凭的是——」某种一直被他压在语句底下的东西终于浮了上来。
「我凭的是，那些人，那些我审讯过的人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好人。」
我的手在他的衣领上无意识收紧。
「车臣的那个指挥官，他是个杀人犯，但他也是一个眷恋母亲做的酸奶汤的儿子，这两件事同时为真。」
「巴基斯坦边境的一个炸弹制造者，二十二岁，大学没读完就加入了组织。他在被捕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本英文原版的济慈诗集，书角都翻卷了。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一首是《夜莺颂》。」
「南奥塞梯的一个狙击手，女性，三十一岁。她的任务是猎杀乔治亚的军官，三年里十七次确认击杀。我问她晚上闭上眼能不能睡着，她说能；我问她怎么做到的，她说——『我数窗帘上的褶皱，每天晚上都数，数到第四十七个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以为自己的故事已经写完了。」
「车臣人以为自己的结局是『为民族复仇的战士』，炸弹制造者以为自己的结局是『殉道者』，狙击手以为自己的结局是『数完最后一个褶皱的那个夜晚』。」
「他们的故事太完整了，完整到没有留下任何空白——任何可以被新的经历丶新的人丶新的可能性填补进去的空白。」
「而您——」
他的声音降到了几乎是耳语。
「您的故事也快写完了，猩红。」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某种更深丶更古老丶更难以名状的东西，正在我的胸腔深处疯狂翻搅。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也许。」他承认，「我可能完全错了，毕竟我只认识您一周。」
「但我也可能没有完全错。」
「而如果我哪怕只有百分之十是对的——」
他的目光落在我攥着他衣领的手上。
「那您现在这个反应本身，就已经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没有问过任何——
然后我意识到了。
她还在吗？
而我的回答，是揪住他的衣领。
就像是一个被戳到痛处的孩子，在被揭穿的瞬间，不是选择解释，而是选择挥拳。
如果他说的那些话完全无关紧要，如果我真的像我以为的那样坚不可摧，我应该笑一笑，说一句「你想多了」，然后转身去法庭。